曲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是双料的国家级特色品牌之乡——中国“石雕之乡”和“中国观赏石之乡”。
早在约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曲阳北部灵山一带即有人类活动；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县域西南部的大沙河沿岸即有人类聚居，缔造了钓鱼台文化（遗址现为国保单位）；公元前约1000年左右的商周时期，孟良河畔的冯家岸地区即有成型村落。其中钓鱼台遗址和孟良河遗址，在上世纪50年代初均发现和出土石、骨、陶质等器具。
定瓷，是曲阳传统文化的一大支柱，其母体定窑以卓尔不群的风范显赫于“宋代五大名窑”之中，是当时唯一一处烧造白瓷的窑场。
我国的制瓷业在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烧造青瓷；北方由邢窑领风骚，烧造白瓷。单就邢窑而言，这一时期曲阳灵山一带的人力资源和优质瓷土等则声名鹊起，以至绝技在身的邢窑工匠纷至沓来，结合当地固有的条件，从而共同开创了定窑事业的鼎盛辉煌。
当今所谓“宋代五大名窑”，分别指称定窑、汝窑、官窑、哥窑和钧窑。
定窑瓷器单就本质而言，晚唐五代时期最为优秀，胎质坚致洁白、胎壁超薄，釉层匀称而光润，表面一般光素无纹饰，呈现纯白或白中泛青的色相，含蓄内敛，更且一度烧造出超薄且透壁见影的极致“影青瓷”。入宋以后，随着采煤业的兴起，从而代替了木柴成为烧瓷燃料，炉内原本的还原气焰氛围变成了氧化焰气氛，相应其釉面呈色也由白中泛青变为白中泛黄，俗称牙白色，成为定瓷的标称釉色。
同时，受当地的石雕工艺和相邻的定州缂丝工艺影响，从而应用于坯胎表面纹饰，以至刻划花、印花窑器渐成气象，正所谓锦上添花，且色相唯素尤其衬托了原本就典雅的器型，故而尤其受宠于皇家和上层社会，甚至还得了个“天下第一”（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语）的名号。
实际，定瓷虽然以素色名世，却也兼烧少量黑釉、酱釉、黄釉、绿釉等器品，世称“色定”，更且出类拔萃。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称：“……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俱出定州。”同时，也谐缘剔花工艺，制作少量图案规整清晰、醒目爽神的剔花瓷品。
另外，定窑的超常影响，还在于创新了覆烧方法。此方法肇始于北宋中期，具有划时代意义。不过，这种覆烧方法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口沿部位不能挂釉，必须裸胎，俗称“芒口”。
金代定瓷，主要在继承和光大北宋印花工艺方面表现突出。由于这种工艺适宜批量生产，容易形成规模，从而适应了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以至定瓷市场再度繁荣。只是由于当地高品质的瓷土原料近乎枯竭，其瓷胎的坚固性、致密程度以及白素色相愈加不如前代，甚至黄褐色、灰黄色的胎体也屡见不鲜。
再及元代，景德镇窑成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青花瓷品，极受蒙元贵族推崇，导致定瓷生产更加式微。虽然略有建树，毕竟无力回天，最终没入史海。据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史料记载，实际当地的窑火始终没有烬灭，虽然档次大大降低，却一直以烧造民用炻器的方式传承着。
关于北宋末期“弃定置汝”的说法，有学者通过核查历史资料，再加对照目前大量的传世定瓷名品，提出了北宋末期敕建“汝窑”，实际并未弃止“定窑”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相继在墓葬、塔基、窖藏和遗址出土、发现了大量定瓷器品。其中以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水邱氏墓、西安火烧壁窖藏、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两处塔基地宫、江苏扬州城址、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辽宁北塔天地二宫、定窑遗址区的涧磁村墓及其附近的法兴寺遗址等处的出土物最为典型。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相、器形丰富。尤其定窑遗址的出土器物竟高达数以顿计，更且其中许多器型前所未见、未闻。目前，关于定窑的断代理论，多半是根据这些实物，一并结合古文献的记载重新构建的。
现代定瓷的涅槃重生，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保定地区艺术瓷厂”在灵山镇南庄村外宣告成立，肩负起恢复定瓷的烧造重任。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定瓷企业在曲阳大地顺势而生，一代定瓷新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寻出与前辈古贤有效对话的通道，从而古老的定瓷艺术辉煌再现于今世。目前曲阳境内烧造定瓷的企业共有100多家，大多的烧造水平已经接近或有所超越历史水平，如陈文增先生的刻花工艺，马会昌先生的色釉制备，以及庞永辉先生的拉坯技艺都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张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