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大约三千年前。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尼微（亚述帝国的首都）图书馆是迄今发现的、与当代图书馆最为接近的大型图书馆，其建立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50年前后。其实在它出现之前很早就有专门用于储存文字资料（主要是泥版文字）的专门场所。但这些场所经常是神庙等建筑的一个附属空间（而不是独立的专用空间）。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于公元前259年。从它以后，图书馆在西方社会中与庙宇、宫殿一样，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建筑类型。在我国，虽然图书馆这一专属名词一百多年前才在汉语中出现，但具备图书馆功能的场所可以追溯到周朝，只不过这些场所的名称不叫图书馆而已（阁、台、斋、楼等等）。
华夏文明在很早的时期就对用文字对各类主、客观事物进行描述、记录并对所形成的信息资料加以收藏极为重视，很多西方学者甚至把中国称之为“文字的国家”。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虽然社会动荡及物质条件匮乏等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成了重重困难，但社会相关人士仍然依靠深厚的文化底蕴并通过多方努力建立了多所收藏丰富、学术水平很高的图书馆，其中不少国际闻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以空前的速度迅猛发展，在藏书量、设施、检索及阅览环境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许多大型图书馆，主要是重点大学图书馆及省会城市图书馆，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其中不少跻身于世界一流。
在我国，公立图书馆占据了面向公众开放图书馆的绝大多数，图书馆的使用者（读者）以大专院校学生、专业研究人员以及具有较高学历或者其他热爱读书的人士为主。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有些图书馆不光是为了阅读，还是兼具休息、约会甚至餐饮等功能的公共场所休闲。这一现象在近年来变得日益明显。
今年开始启用的芬兰赫尔辛基欧迪中心图书馆就是很具代表性的实例。欧迪中心图书馆约一半的面积是“公共空间”：剧场、展厅、用于录影录像的空间、咖啡厅以及其他公共交流空间。这种面积分配与传统的图书馆功能规范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此同时，欧迪中心图书馆的底层与室外的市民广场相互贯通，在空间上强调相互渗透，这也与传统图书馆所强调的“幽静的读书环境”以及“闭门读书”的空间氛围大相径庭。
去年年底正式对公众开放的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与芬兰赫尔辛基欧迪中心图书馆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中也设有表演厅、公共艺术展厅、影棚、录音棚、咖啡厅、餐馆以等，还有三十个用于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会议室及其他项目空间。
法国卡昂市托克维尔图书馆于2017年向公众开放。除作为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以外，建立该图书馆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升所在社区的“活力”。为实现这一目的，该建筑的一层注重室内外空间的贯通性，设置了新闻刊物阅览空间、会议厅、展示空间以及餐厅等。与上面提到的几个图书馆相同，卡昂市托克维尔图书馆十分重视多媒体时代图书馆应有的特征，在实体书、电子书的摆放及检索方面采取了相应的科技措施。还为儿童等特定阅览者设置了专门的阅览空间。正如图书馆馆长所强调的：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建了许多社区级别的服务于本地居民的“活动中心”，其中不少是以“图书馆”来命名的。这些图书馆的“读者”不是那些着装讲究、手提高档皮包的“高端”人群，而是衣着随意的“社会闲杂人员”。有带小孩的、会朋友的、甚至在馆内沙发上打盹的老人。馆内的收藏多以生活、趣味类书籍以及各种音像作品为主。这种场景不禁使人想起早些年国内城市中常见的“小人儿书店”。
西方社会对图书馆公共性的注重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例如早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一些国家就把法院的庭审过程公开化，以至于使法庭成了市民“看热闹”的地方。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氛围更为内敛，特别是在读书的时候，更注重安静私密的书斋氛围。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图书馆等的“产权”有关：我国的图书馆基本上是公立的，在经费上有保障。而国外的许多类似机构是私营的，存在着经营方面的压力，于是通过服务设施“创收”就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文字信息、声像等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网络传递，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场所随意阅览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甚至鉴赏美术馆的展品等，这使得传统的去图书馆借阅及其他“身临其境”模式变得失去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图书馆等公共空间的效能日益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
以上所说的西方图书馆的公共化、机能综合化的现象，仅仅是一种“时尚”？还是带有趋势性的社会现象呢？目前还无法下确切结论。但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很大。首先是图书馆的服务人群越来越广泛，已经不再局限于专业研究人员。这意味着许多读者是在“正常上下班”之外的时间段来图书馆，这样一来，图书馆就必须充实包括餐饮在内的其他服务性功能。再有就是由于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在时间利用方面注重“一举多得”也是现代社会人群的明显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再怎样信息化，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一个社会健全、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曾经，教堂、寺庙、宗祠等是这种交流的主要场所。但随着宗教意识的逐渐淡薄以及人与人交往在维度上日益跨区域、跨文化传统，作为信息和良知载体的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正在成为人与人交流的重要场所。这可能是图书馆为代表的文化设施日益公共化、设施日益综合化的最重要“推手”。
（作者：王英健，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